珍爱生命

　　当一支股票果如我早先预测的那样上涨时，我就会把堆放在电脑桌旁的各种文学书籍收集起来，存入书橱，这时，暗下决心，不再读它们了；它们不值得我耗费余生，我得试着干点别的，服务于更多的人的利益，也可从别处找到可替代诗的快乐。但是，就在下午去会计系办公室的路上，我瞅见一位戴着口罩预防“甲流”的陌生同事从崭新的私家车上潇洒地站出来时，我冷不丁地又想到了诗。此刻，凭我的财力，还不能买车代步，还不能模仿那矫健的身姿，甚至像那人从每一个细节来珍爱生命；我觉得这个人的体态有一种可以捕捉的清晰的个性，足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诸多习性，这样，我必须重新找回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可能性，以区别于这个物质占有上先我一步的人。我的精神胜利法在于：诗，恰好是我最大的优势，无可比拟。我适合继续干这个活。在晚上从九楼批改会计从业资格的试卷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投入夜色之际，我的牙痛又开始了。吃坏了东西。这时，我更切合身体的需要来观察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境况。我应当抢在病魔发威之前，完成尽可能多的写作计划，而不是懈怠与推脱。我目前在做的一些与诗有关的工作，恐怕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在今天，尤其催促我回到诗的怀抱的人是陈律：他在晚间六点半左右来电，而我正准备去吃六十人的大锅饭，我在屋檐下听取来自杭州的鼓励。事实上，这个紧要关口，我愿意放大友人的鼓励与称赞，我需要，就像我已经抓了一手好牌，还不放心，还得听见观众中有人叫绝，才肯潇洒地参与牌局的搏斗。

陶诗研究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人似不尔。
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

　　（陶渊明《饮酒》之六）


千变万化的二元论并没有影响他的世界观，在他的心目中，自有“达人”的形象存在：此乃人生楷模，熟知静观其变的处世哲学。

当他以商山四皓为圆规，画出一张标准的五官端正的圆脸时，并没有彻底摆脱他在“是与非”问题上的犹疑，也就是说，他意识到了自身的抉择机制实际上也依靠“是与非”混合而成的一对法眼：他的选择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但他并不打算去追踪那必然存在的黑点。

通过称叹一个更早时期的风土人情，他悄然给出对所处时代的评判。今时的风俗之恶，先是他的一个主观判断，然后才促使他从古典的布囊中找出化解之法。对于当代诗人来说，他的这种做法示范性很强：确立一种不良情况或言辞露出不祥之兆时，可以快速倚仗用典的办法消毒，从而牢牢控制诗中插入的那些非常情况。

是非、毁誉、善恶，作为诗的主题或诗打算描绘的对象，并不见他透露一个条分缕析的方案：比如，他不从一只飞鸟身上找到是是非非的讲义，也无须辨明一棵松树窝藏的恶与播撒的善各自的权重。他并不开展这个宏大的话题，提及它们，却用不着分解、端详，只是把它们放入一个古来有之的锦盒，一下子就确立了它们各自的分寸。

这首诗或许在组诗创作的时序上更靠前一些，紧挨着目前所列的第一首诗而来，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当它是对邻人诘问或交头接耳的场面的回复，比如一个大男人去篱下采一朵菊花，在旁人看来有所不妥时，这首诗便是最好的申辩。

读杜甫《赠李白》

他开始写这首诗，分不清
三者中谁是诱因：当事人的情义、近期写作的风气和耀眼的对象。
他的朋友最方便现身的托词
已找到，它们是一小堆丹砂。

经过它们的烘托，这位朋友的宏图
就展开了——投其所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就不愁踩不准节拍。
不过，略显困难的步骤是

怎么恰到好处地体现朋友的个性：
既不应吝于褒扬，
又不能过于亲昵，乃至方寸大乱。
最好的办法就是折衷主义，

比如称他空有雄心、壮志未酬。
如果降低诗的要求，
次要的办法纷纷涌现，
也就难以审察经验与惊艳之差。

陶诗研究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之五）


他并不强调自己是“仙境”中人，也非“人上人”或“险境”中人，而是位于一种安静气氛中的“人境”：在这里，但剔除了这个地方附有的噪音——可谓一种有所缺失的空间感。那么，这是他精心挑选的结果，还是住下来才发现的情况？同时，车马的喧哗被排斥在外，他还承担着阐明这种处境之利弊的义务。

“无车马”与“有真意”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

居住环境的不利因素仅限于车马喧闹吗？他从此也不需要友人牵着缰绳来叨扰吗？离开了喧闹，却又落入了僻静，他该如何对此起彼伏予以自圆其说呢？

他不得已举例说明僻静的好处：这儿能开门见山，无需拐弯抹角，连失群之鸟也可以成为卓尔不群的朋友。想必他确实已在篱笆边采摘过一次菊花，这次出行经验又比其他的游历更有利于自我形象的更新，也许写作当时，桌前正摆放着一捧刚刚采摘的野花的刘海呢。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大男人蹲在篱下摘一些小花是一次羞于启齿的举措呢？也许，他还可以罗列自己去西泉挑水的动静，或在东园打枣的得失，或在南山伐木的朝暮，然而，“采菊”显得多么容易，又是多么无济于事的野外活动，一下子就凸显了那只中国花瓶或文坛的丰韵。

他看见的是“南山”这个浑然一体的概念，还是那片视域里的零星事物，比如诗中提及的“飞鸟”，恰好来自那里吗？“南山”能使居住在附近的人壮胆，不再自卑于视野的逼仄，也使得一种寻常的采摘行为显示为壮观的文学事件。“南山”可谓这首诗的脊梁骨，其他搭配的词句只算是体现其风姿的血肉。只不过，这座山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还不能认为事先早有安排，多多少少有点幸运儿的味道。

感情的铺垫

我们在看下午的夹竹桃。
其中一人胆怯，不敢去碰繁花，
另一人不停地鼓舞，锦心绣口。
人间夙愿何其多矣，
然而，这对父子只顾蜜蜂的决心。

陶诗研究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陶渊明《饮酒》之四）


他挑选了一只鸟，令它服务于他的形象的塑造，尽管他极有可能误会了夜间鸟鸣的真正用意。

鸟与人的相似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可以说，在诗中放出一只鸟，暂不管它是怎样一只鸟，是无数诗人都曾实施的策略，即便是那口口声声拒绝隐喻的作者，写起鸟来都觉得不乏经验。鸟的用途广泛，既可以是诗人的替身或影子，也可以是占卜吉凶的八卦，我们确实要仔细考察一番诗中添加了“鸟”这个帮手以后出现了怎样的转机。

如果人的心境能为一只鸟所通晓，那么，诗的一条通道就找到了：鸟与他物的相似性，也可顺势转让给人，从而，诗人任取一物，均可涉足在这首诗中刚刚讨论的主题。比如，抛开鸟的穿针引线，直接拿松树说事，挖掘松树的多方面的意趣，也有办法得到这首诗中的某些结论。

在“失群鸟”、“孤生松”以及“独不衰”的荫翳之中，他进行了一厢情愿的身外之物的形象塑造，乃至于整个环境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果真萧条起来了。其实，作为读者，我们要格外当心一棵孤零零的松树的孤独感是如何被想像出来的，如果仅就数目中的惟一性而与孤独划上等号，那就忽略了这棵松树化解孤独的众多窍门，这时，只要我们将心比心地想一想：碰巧这棵松树不觉得孤独，那怎么可能呢？

这首诗的一个主题是：庆幸“托身已得所”，哪怕这居所的庇荫是劲风中的幸存物。我们务必注意这种庆幸由何而来：诗人花费了哪些功夫，经过了哪几个步骤，才靠近这一立意，才不辜负种种迹象的表露？

在人间

　　儿子睡熟了，鼾声听起来很健康，萦绕在他肺部的病魔已经退却了，但今天开始刮凛冽的秋风，看到他的鼻涕，我们又担心不止。他依然活力四射，任性、善于抓住时机，有时，比如喂饭时，看见他屡屡违反初定的家规，或在散步归来的半途他又折回到草丛不肯与大人同步，我忍不住以皮肉之苦要挟他：我几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去快速有效地改变他不如我意的做法。这几天，不再用巴掌，而是用衣架——其实通过起身去取一个衣架的动作，以及任由衣架的象征意义弥漫，都比直来直去的巴掌更能震撼孩童的心灵。有几次，下手太重，但效果不错，不过，看到那珍珠般的眼泪，我又没有教育胜利的快乐。我会在陪他入睡的时刻，借助那会儿融洽的父子关系，向他悄悄释放愧疚。我希望我们俩单独相处时，施以家法的那瞬间，我不会受到工作上的苦恼或写不出一首漂亮的诗的懊丧一类的影响。同一个小小过错，在大人心境不同时，得到的待遇有所不同，这种现象也许会不利于幼稚心灵的开窍。我们务必在走向这位纯洁的小天使时，尽快褪去成人世界的雾气，全身心地与之交往，重获一个有希望的人间。

陶诗研究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陶渊明《饮酒》之三）


他试图回答“名与身孰亲”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以示自身始终在正道上，或正在为一只丧钟镂刻花纹。

他对世上人情进行了分类：一种人有酒不饮，一种人无酒可饮，一种人有酒即饮。三种人给予了关于“名与身孰亲”的三个答案。他也趁机作出了自认为妥当的选择。

他也观察到诗与其他箴言在抒怀达意方面的差异，诗与它们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它能不断重述同一个观念，却总嫌太少，似乎总体印象还远未凑足。而箴言的实质之一是好话不说两遍。

在描绘“一生”的风貌时，他采用了一个习以为常的比喻。也可以说，要强化对“一生”这种总体性的认识，他务必避免多义与新奇，惟有使之快如闪电，才足以跟上诗绪的飞跃。而读者往往忽略“流电”还有其他方面的特性。我们确实需要在“人生”的几何课上穿插学习电流的物理属性。

饮酒，已作为一种身份的标记；饮与不饮，各有各的饮恨与饮誉，还不能立判得失。酒杯下若压着一张人生答卷以及对各种成绩的利弊估算，这酒也就变成了借题发挥的易燃物。

写作的新气象

　　近来对舶来品（各种被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衰减颇多，即便是有人说史蒂文斯高人一等，我也心存疑虑，只怪自己不通他国言语，不能端详。于是，转身进入自己熟悉的文学传统之中，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或能修复信心的底座。实际上，两三年前我就开始这种自信心的追根溯源，开始了较为自觉的对古代作品的审察。也算是加快步伐进行心灵的补课。前段时间，经过生活恶浪的泼洒，我猛然发觉《卡瓦菲斯诗集》中原先不太喜欢的有关古希腊历史题材的诗，充满了写作的新气象。这是我有幸踏入的继从李商隐等人的作品中寻得一条写作途径（用新诗道出自己对这些同行作品中流露的诗学观念的体会，以及塑造一个个写作进程中的诗人形象）之后的另一种自我修炼的思路：运用诗来阐明自己的历史观，并结合历史事件的某些细节来讨论文学的种种使命感。这得感谢卡瓦菲斯的示范，我期待着很快就有自我锻造出来的利刃，把与卡瓦菲斯相连的脐带剪断，从而置身于一种无边的韬光养晦的行动之中。应当说，着眼于丰富的历史题材或历史人物的妙论与谬见，是为“写什么”找到了一个新领域，但是“怎么写”除了有卡瓦菲斯的以身作则之外，我还得持续地探求更称心如意的形式与口气。

善待言辞的启发

当下属来请示，也将去报复楚国人，
用同样的办法破坏他们的瓜田时，
这种激愤有着古老谚语的支撑。
宋就，梁国边疆的一位县令，他的价值观已形成，
现在轮到他融入历史的视野，
把抱负施展。
他提了一个反常的建议。
这个建议融上司的威仪与思想的超凡脱俗于一体，
很快得到了执行。
于是，那如今看来也挺费解的举动发生了：
梁人星夜偷偷灌溉楚人的瓜田。